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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明代前期（1351年元末战争爆发至1449年土木之变）军事制度诞生、演变的历史。分草创、演变、稳定三个阶段观察军事机构体系，由此探讨兵权分配、行伍组织、身份管理，即各类人员在体系中行使权力、利用关系、维护权利的历史。本书结论是，在明前期这个特殊历史单元中，军事制度的四个层面源于不同时代的传统，其基本特征与历史走向，受制于貌似不合历史潮流与时代需求的、生发于明代建国历程中的“近现代”传统。

绪论

一、选题

二、内容

三、史料

第一章：机构设置

第一节：草创时期

一、元帅府阶段

二、行省阶段

第二节：建设时期

一、大都督府

二、都指挥使司

三、卫指挥使司

第三节：稳定时期

一、五军都督府

二、特殊的卫所

第二章：兵权分配

第一节：君臣之间

一、朱元璋的身份

二、下属的身份

第二节：派系之间

一、卫所兴衰的派系背景

二、洪武党案的派系背景

第三节：文武之间

一、五府与兵部

二、从总制到督抚

第三章：行伍组织

第一节：行伍名号

一、行伍官

二、基层名号

第二节：亲征军

一、战时状态

二、平时状态

第三节：常备军

一、“取缔”常备军

二、京营

三、边镇

第四章：身份管理

第一节：武官

一、武官的分级与任职

二、武官序列与俸级序列

第二节：军兵的来源

一、军的来源

二、垛集：是佥军措施还是应役方式

三、兵的来源

第三节：官军之余

一、余丁与舍人的分界线

二、舍余的四种涵义

结语

一、基本事实

二、内在传统

三、外部背景

参考文献

一、史料

（附）常用丛书目录

二、研究论著

后记

李新峰，1987—199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曾为哈佛燕京学社、历史语言研究所、浙江大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专修明史、历史地理，著有《纪事录笺证》，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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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的狭隘、私欲的膨胀，严重限制了他设范立制的水准。废相，世袭，分封、法外用刑等，无一不给后世带来深重的灾难或无穷的烦恼。朱元章制定祖训、设置厉禁，希望后人遵循不移，本属一厢情愿。他去世后，建文皇帝在东南士人的支持下，无视“三年不改”之规，迅速展开了全方位的改制。诸多明显不合理的或洪武后期渐不合时势的规章，甚至包括机构设置，官员待遇等基础框架，都在革新之列。不难想象，假以时日，军事制度中承袭元朝和朱元璋出于己意而定的各项建构、理念，必逐渐湮没在托古改制的浪潮中。但是，靖难之役改变了这一本来“正常”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藩王叛乱夺取大一统王朝帝位，明初的靖难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战争初起，朱棣及其追随者，不过为生存舍命一搏，以区区北平数府对抗全国，希望十分渺茫。直到战火燃至淮河，北军的绝大部分将领还是建议北归休整，不料数月之后，朱棣就攻入京城，接管了看似无比强大的王朝。对自以为千古一帝、为身后国家稳定费尽心机的朱元章，这实在是最无情的嘲讽。这极端偶然的战争结局，引发了同样偶然的历史后果。明太宗为维护君位的合法性，首要的、坚定不移的基本措施就是抨击建文改制、恢复祖制。洪武时期的机构、职官设置，一切还原，各种身份管理制度更是厉行不移。很大程度上出于元朝遗留和朱元璋一己之意的祖制，在不正常的改朝换代之后，非但没有因时而进，反而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强化。朱棣的子孙出于同样的考虑，也自然将祖制奉为圭臬。尽管在运作过程中，许多原则、理念必须调整，但祖制的框架限制着调整的幅度与方向，影响之深远，不仅贯穿有明一代，而且沿及清代以后。

俞本称“内八卫”为“随驾壮士”，“外八卫”为“各处听调”，似亲疏有别。但是，俞本没有提到《明太祖实录》所列十七卫的最后一个“羽林”，而是在内、外八卫后载：

又设金吾左、右、中、前、后五卫，羽林左、右、前、后四卫，虎贲左、右、中、前、后五卫，府军左、右、中、前、后五卫，留守卫，骁骑〔卫)。专掌军马，以待亲征。

兵将之间、上下级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使得诸将并非机械地依靠官职层层统属，而是各自统领规模不一的固定部属，甚至正是部属的实力决定着武将的地位。这使得红军内部持续存在着派系分野。乙未年（1355）前，濠州红军明显分为郭子兴和朱元璋两大势力。渡江后直到壬寅年（1362）邵荣被杀，濠州红军内部仍然两分，此外又有巢湖水军、渡江后降军等系。甲辰年（1364）创设卫所后，从理论上讲，无论将领还是某部军众，皆可按级别灵活调动、组合，兵为将有的格局开始被严密的制度体系削弱。但实际上，诸高级将领与原辖卫所之间，仍有密切关系，如傅友德本任雄武卫指挥使，后升参政，在洪武元年（1368）的北伐战争中，“领雄武、凤翔、豹韬等卫军”，“领凤翔、宁国、雄武等卫兵”，雄武卫一直在其麾下。朱元璋濠州嫡系、巢湖水军、渡江后降将三大派系，仍然持续存在，而且正是这种派系背景，导致了各将领、各卫所的不同命运。

(一)明初诸侯的派系分野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底，明朝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朱元璋发表讲话：

汝等其听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赏，非出已私，皆仿古先帝王之典，筹之二年，以征讨未暇，故至今日…天下既定，是用报以爵赏，其新附将帅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

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为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伯为刘基、汪广洋两位文臣。公、伯数量较少，不足以言派系。二十八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位次前后，关乎地位高低，朱元璋的“至公而无私”，又是按照什么标准呢？

范忠义指出，明代兵部作作石傅铭出制度叹力。心的确，明代中后期，兵部尚书一职权责基重，“有若大位达简有若武官勋禄品命，有若图志、值戊烽喉臨有不统”心但明代前部尽管已是统榄车务的政令机构，职权尚未涵盖花位”等领域兵部尚书，待郎的地位与权力，是作为我务大臣议政，施政时体现出来的，而这种现象，直到正统十四年（149）土木之变后，于谦以兵部尚书身份主特大局，才得以实现。在明代前期的“武装力量领导体制”中，兵部主要承担日常管理面非军事指挥之责，不存在一个相当于宋元枢密院的执掌兵权的机构。《明史·职官志》认为，兵部“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用语比较谨慎。李治安等指出，与元代中书省相比，明朝兵部的权力严重受制于皇帝。这在明前期尤其明显，当时兵部仍然近似单纯的政务执行机构，只不过秉承的命令直接来自皇帝而非中书省。

（四）总督与巡抚欢中后期，中灭大臣的外差，主要有总督和巡扰两类，消代更以督赛

所德方天员。在明代中后期的记载中，巡抚是对绝大多数中尖大臣外差的循麻。其具体职责称号，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巡抚某地，一为参衡或提督或赞或赞理某军务。后世论巡抚的起源，或关注巡抚这个名称或实际差使之悦，或关注参赞军务等之始，而追溯到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等各时期，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按照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的观念，巡抚是“督抚”中的一类，即在外综理民政、兼理军务的大员，这种差造类型，是否在明代前期已经出现呢？

巡抚之名，在洪武时期即略有所见，只是巡行安抚各地之意，并非指某种箭确的职任。宜德时期，中央，地方文臣越来越多地担当镇守、巡抚某省之

责。吴廷燮认为：“水乐以后，始置镇守，尚侍之重及都御史乃得为之，宣德、

正统定名巡抚。”①其实，宣德、正统时期，两者并存。《明英宗实录》载，明宜

宗去世后的宣德十年（1435）五月，“命兵部右侍郎徐琦、工部左侍郎郑辰、刑

部右侍吾绅，行在通政司左通政周铨，并巡抚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谦、镇守

河南行在户部右侍郎王佐、镇守山东行在兵部右侍郎李郁、镇守陕西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镒、巡抚浙江户部右侍郎成均、镇守江西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翱、巡抚湖广行在礼部右侍郎吴政，考察南北直隶府州县官及各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②镇守与巡抚，属主持一省民政的同一类差遣，唯镇守的名分重于巡抚。

此时，主持各省事务的已经都是六部、都察院高官，所在各地基本都是内地省份。如上述，陕西临边，镇守官陈镒此时尚未有提督边务之权，可知所有的镇守、巡抚大臣，皆无明确的军务差遣。此后，镇守诸官多被召回，唯陕西常设，且加提督延绥军务之衔。黄溥载，正统年间，“朝廷重陕右重地，每以掌印部陶史越岁代镇守”。《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140），“参赞甘肃军务右金都御史曹翼…...

书籍介绍

本书研究明代前期（1351年元末战争爆发至1449年土木之变）军事制度诞生、演变的历史。分草创、演变、稳定三个阶段观察军事机构体系，由此探讨兵权分配、行伍组织、身份管理，即各类人员在体系中行使权力、利用关系、维护权利的历史。本书结论是，在明前期这个特殊历史单元中，军事制度的四个层面源于不同时代的传统，其基本特征与历史走向，受制于貌似不合历史潮流与时代需求的、生发于明代建国历程中的“近现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