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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公子中，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姿多彩莫如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出则忠义，入则孝悌，受宾客、广交游，风流倜傥，冠绝一时。纸醉金迷，笙歌达旦的秦淮河畔销金窟中，多少旖旎韵事，多少缠绵风情……

历史公案惟有历史能裁判（代序）

明末四公子

陈贞慧

侯方域

方以智

冒辟疆

上班考（附录）

高阳（1922-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 　　大学未毕业，入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 　　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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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贞慧

古今四公子，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彩多姿，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一时。但各人际遇有别，收缘结果，虽皆归于一“隐”字，而哀乐不同。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

陈贞慧字定生，江苏宜兴人。四公子中，他的家世最贵，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陈于庭字孟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由知县擢取为御史，先后出巡山西、江西、山东。明朝的巡按御史，秩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极具权威。看平剧《三堂会审》的王金龙，约略可以想见。陈于庭巡按各地，裁抑豪强，所至有声。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崇祯不附周延儒——周延儒，宜兴的状元，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崇祯年间两度拜相，入明史《奸臣传》。

陈贞慧早年即人复社。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由以文会友开始，一变而为把持选政，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扶正气，辨是非，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问，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祟祯即位，虽能翻案，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付家养的戏班，排演纯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多方结纳，希冀以进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当儿媪子”。

桐坡钱秉镫有一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名为《皖髯事实》，开头有一段：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进才起用；惟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名士，闻而恶之。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就是陈贞慧、冒辟疆（襄）。吴梅村文集《冒辟疆寿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静者，相遇于南中，列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歌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日：“此诸君子欲善我也。”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

“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此段记载，十分生动，公子狂态，刻画入神。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冒辟疆寿序》。又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传》，亦曾提到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魏忠贤论城旦，寓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日：“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王将军”乃是假托，就当时史实考查，其人应为杨文驰，也就是为李香君画“桃花扇”的杨龙友。就常情而论，阮大铖刻意交欢，欲求和解，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观其后效。使“当儿媪子”亦知忠义，岂非快事？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务为折辱，口舌徒逞，局量似乎过狭？

此则不然！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余姚黄忠端公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当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崇祯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书者再，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子一茕茕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以年资推论，递补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排去第一候补者，坐待升官时，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插手干预，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将阮逐出吏科，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铖既恨赵，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但气度稍狭，以地域为门户，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左为魏忠贤所切齿；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囊，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铖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狱，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汪文言之狱，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其他一无株连。不久，杨涟击魏忠贤，弹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辞官回闽。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为人持正，且多智术，可以笼络融合，借为约束。向高既去，韩（火广）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一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子字子敬，名学伊，“号恸欲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伊：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伊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日：“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一为魏大中次子，名学廉，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竞欲得而甘，阮大钺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沦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缒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果也不惜斧锁，为南都除此大怒。”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日：“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一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垞《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一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一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一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一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竞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在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的劣迹，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若不早行驱除，则酿祸萧墙，将危及陪都。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能逃刑戳，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当，存此一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日：“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卵，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姻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煜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人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钺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白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饣亶）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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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四公子》主要内容：古今公子中，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姿多彩莫如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出则忠义，入则孝悌，爱宾客、广交游，风流倜傥，完绝一时。纸醉金迷，笙歌达旦的秦淮河畔销金窟中，多少旖旎韵事，多少缠绵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