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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研究》选取了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苏报案”、1927年国共分裂、科玄论战这三个事件，阐述了吴稚晖在这些重大政治、思想文化事件中的表现，试图在“去熟悉化”的基础上，还原当时的历史图景，揭示在这些重大事件面前，吴稚晖真实的认知与态度。

但“去熟悉化”与“熟悉化”是非常矛盾的，不去熟悉一段历史自然不能“去熟悉化”，这对看似矛盾的命题，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虽然“去熟悉化”似乎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但其对现实的影响又如此巨大。人终究是活在与自己相关的时代中，研究者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总是难以避免的，时代的烙印在研究中总会若隐若现，后人所总结的规律必然会叠影到历史的研究中去，清朝著名学者崔述就指出：“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

《吴稚晖研究》以三个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以吴稚晖的活动为线索，试图层层展开历史的“无知之幕”，提示其中的内涵与意蕴。

绪论 / 001

一、　其人其事 / 001

二、　相关研究 / 011章遭遇“苏报案” / 021

一、　研究回顾 / 021

二、　吴稚晖回沪入社 / 026

三、　不安空气中的《苏报》 / 037

四、　蔡元培去社离沪 / 045

五、　吴稚晖离社 / 053

六、　清廷拿人 / 058

七、　余波 / 066第二章吴稚晖的“1927年” / 070

一、　前奏 / 070

二、　蒋介石反共面目的暴露 / 76

三、　对上海的争夺 / 079

四、　群集上海 / 088

五、　联合各方势力 / 093

六、　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 099第三章论战科与玄 / 102

一、　研究回顾 / 102

二、　科学地位受到挑战 / 106

三、　争取青年学生的认同 / 110

四、　玄学派的主要观点 / 116

五、　吴稚晖的人生观 / 121

六、　七个新信条 / 148结论 / 155

参考文献 / 157

后记 / 167

徐超，安徽蒙城人。2011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生院，201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现就职于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学院，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在《安徽史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数篇关于胡适、吴稚晖等近代人物的研究论文，并参与《严复全集》（第8卷）诗词和书信的整理及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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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大陆长期将吴稚晖定位为反动分子、投机革命的“两面派”，缺少对其思想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其文化学术体系更较少涉及。大陆对吴稚晖的个案研究相对而言并不丰富，系统介绍吴稚晖的生平专著并不多见，主要有路小可著的《民国大老：　吴稚晖》路小可：　《民国大老：　吴稚晖》，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罗平汉著的《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罗平汉：　《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布衣大佬吴稚晖》罗平汉：　《布衣大佬吴稚晖》，北京：　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徐霞梅编著的《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徐霞梅：

《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无锡历史文献馆、无锡历史学会编印。，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编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名人——吴稚晖》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编：　《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名人——吴稚晖》，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版。等。

《民国大老：　吴稚晖》一书参考了海内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对吴稚晖近90年人生之路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扫描，对吴稚晖在“苏报案”中的表现很不以为意，认为吴稚晖“完全与学生站在一起，与章炳麟等人对抗……充当了鼓吹、制造革命阵营分裂的急先锋”。

《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和《布衣大佬吴稚晖》以时间为序描绘了吴稚晖复杂传奇的一生。

《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按年编排，大致勾勒了吴稚晖的生平和业绩，主要依据吴稚晖诗词、文章、书信及传记资料分年辑成，收编了吴稚晖所撰写的百多篇文章。从中可以了解农家少年吴稚晖，一个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陋儒”，是如何转变为温和的维新派，继而成为反清革命志士，后一生追随国民党。

《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名人——吴稚晖》一书主要收录了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名誉会长陈毓敏的研究成果，还有研究会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稿，在附录里还收录了吴稚晖的部分作品以及报刊评说吴稚晖的文章。

在大陆，除了上述专著，介绍吴稚晖生平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老师爷”吴稚晖》左玉河：　《“老师爷”吴稚晖》，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8期。和《“疯狗”师爷——吴稚晖》左玉河：　《“疯狗”师爷——吴稚晖》，《民国政坛上的八大奇人》，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

在台湾地区，特别是两蒋时代，吴稚晖有着极高的地位，关于吴稚晖的系统性专著主要有《吴稚晖先生传记》张文伯：　《吴稚晖先生传记》，台北：　文星书店1964年版，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增订版。《吴稚晖先生大传》陈洪、陈凌海编著：　《吴稚晖先生大传》，台北：　1964年版。《吴敬恒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李文能：　《吴敬恒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台北：　中正书局1977年版。《吴敬恒述传》汤承业：　《吴敬恒述传》，台北：　世界书局1987年版。《永远与自然同在——吴稚晖传》赵淑敏：　《永远与自然同在——吴稚晖传》，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年版。《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杨恺龄编著、王云五主编：　《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吴稚晖与国语运动》詹玮：　《吴稚晖与国语运动》，台北：　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等。

《吴稚晖先生传记》是为了纪念吴稚晖诞辰百年而作的，作者记述了吴稚晖艰苦磨炼的历程，阐述了其在统一国音、提倡科学、中西方学术交流等方面的贡献，赞扬了其辅佐蒋介石的政治功绩，介绍了吴稚晖的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社会观，后作者表示“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吴敬恒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全书分为七章，以历史的、归纳的及分类比较的方法，系统介绍了吴稚晖虽无一官半职，但以思想与道德为感召，进而影响政治的一生。

《永远与自然同在——吴稚晖传》的作者用相对平实、诚挚、尊敬的笔法点染出吴稚晖一生的轮廓，但本书相对来说是比较富有“文艺”性质的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书中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标明出处。

《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的作者年少时就跟随吴稚晖，受其耳提面命，随侍其侧，后又随吴稚晖一同赴台，对吴稚晖生平比较了解，同时参照吴稚晖的相关遗稿编就吴稚晖的年谱。

《吴稚晖与国语运动》一书讨论了吴稚晖与国语运动的关系，指出吴稚晖一生用力勤、从事时间长的事业就是国语运动。此书以吴稚晖的经历为经，以国语运动发展过程为纬，探讨了吴稚晖在此一时期内从事国语运动的经过与内涵，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吴稚晖在国语运动史上的地位。

对于吴稚晖的诞辰及逝世纪念日，台湾地区一般都组织专门的纪念活动，出版相关的纪念文集，有《吴稚晖先生纪念集》杨恺龄编：　《吴稚晖先生纪念集》，台北：　文海出版社1975年再版。《吴稚晖先生纪念集续集（逝世十周年特辑）》杨恺龄编：　《吴稚晖先生纪念集续集（逝世十周年特辑）》，台北：　文海出版社1975年再版。《千秋大老：　吴稚晖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集》台北粥会编：　《千秋大老：　吴稚晖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集》，台北：　台北粥会1964年版。《吴稚晖纪念集（吴稚晖一百一十岁诞辰纪念特辑）》杨恺龄编：　《吴稚晖纪念集（吴稚晖一百一十岁诞辰纪念特辑）》，台北：　文海出版社1975年再版。《吴稚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粥会编：　《吴稚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等。《吴稚晖先生纪念集》，初版于1954年2月，所载内容多为各方哀挽文字及治丧辑要；《吴稚晖先生纪念集续集（逝世十周年特辑）》一书汇刊了吴稚晖的亲友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述。《吴稚晖纪念集（吴稚晖一百一十岁诞辰纪念特辑）》主要记述了吴稚晖在里昂中法大学的事迹。

在台湾地区，除了上述这些系统性研究或介绍吴稚晖的专著以外，还有很多研究和介绍吴稚晖生平事迹的专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吴稚晖传》《吴稚晖传》，载黄季陆主编：　《革命人物志》（第2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吴稚晖促进国家统一》吴相湘：　《吴稚晖促进国家统一》，《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03—422页。《吴稚晖先生从维新派成为革命党的经过》李书华：　《吴稚晖先生从维新派成为革命党的经过》，《传记文学》（第4卷），1964年第3—4期。《吴稚晖先生与廉南湖》李书华：　《吴稚晖先生与廉南湖》，《传记文学》（第5卷），1964年第3期。《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真实意义》徐复观：　《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真实意义》，《民主评论》（第15卷），1964年第8期。《吴稚晖先生言行录》杨恺龄：　《吴稚晖先生言行录》，《三民主义半月刊》1953年第14—17期。《吴稚晖与文学》梁容若：　《吴稚晖与文学》，《新时代》1961年创刊号。《吴稚晖先生的思想》丁慰慈：　《吴稚晖先生的思想》，《三民主义半月刊》1954年第35期。《吴稚晖先生思想》张文伯：　《吴稚晖先生思想》，《大学生活》1957年第24期。《吴稚晖》吕芳上：　《吴稚晖》，载王寿南、中华文化总会主编：　《中国历史思想家·现代》（第1册），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胡适与吴敬恒》周质平：　《胡适与吴敬恒》，《传记文学》（第94卷），2009年第5期。等。

除了上述研究以外，还有很多从各个方面专门研究吴稚晖的论文，如研究吴稚晖哲学思想的文章、研究吴稚晖道德观的文章、研究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研究吴稚晖科学主义的文章、研究吴稚晖教育思想的文章、研究吴稚晖国语统一运动的文章等。

关于吴稚晖无政府主义的研究：　吴稚晖在“苏报案”发生后被迫流亡海外，在留法期间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开始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领军人物，开风气之先，并且影响其始终。“苏报案”发生以后，吴稚晖流亡海外近9年之久，这期间他切身感受到了西方世界，对其触动相当大，是吴稚晖思想成熟与走向完善的时期。吴稚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创办《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与在东京同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交相呼应。对于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有明确的定义：“无政府若有‘道德’，而无‘法律’，唯‘各尽所能’，而不可谓之‘义务’；唯‘各取所需’，而不可谓之‘权利’。人人自范于‘真理公道’，而无‘治人与被治者’，此之谓无政府。”吴稚晖所理想的社会即是“众生一切平等，自由而不放任，无法律以束缚钳制之，而所行所为，皆不悖乎此理”，而人们也“无争无尤，无怨无竞”。吴稚晖是中国近代早的无政府主义政治派别和早的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刊物的创立者与创办者之一，学界普遍承认吴稚晖在宣扬无政府主义上所做的努力与贡献，肯定无政府主义前期革命性的一面以及在引导中国进行新文化运动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吴稚晖不仅开启了传播无政府主义的过程，同样也是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逐渐走向衰落的亲历者，对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梳理有其典型意义。但对吴稚晖个案的研究很少，多是把其放在无政府主义这一整体思潮中，作为《新世纪》创办人进行分析与阐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晚清域外报刊与无政府主义学理的媒介镜像——以〈天义〉及〈新世纪〉为中心》《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剖析》《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探析》《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渊源初探》《从无政府主义者到资产阶级政客的吴稚晖》《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探析》（硕士论文，未刊）、《〈新世纪〉中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硕士论文，未刊）。

关于吴稚晖科学主义的研究：　吴稚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宣传新的道德观念，提倡科学。在科玄论战中，坚持科学主义，被胡适誉为“压阵大将”。在科玄论战中，吴稚晖明确宣布了他“反传统”的道德观、“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以及“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等观点，明确地表明了其“科学”的文化立场。吴稚晖提出引入西方的“新”道德来取代传统的“旧”道德，并把道德作为评判文化优劣的标准。吴稚晖可谓笃信科学的典型代表，并认为“科学者，进化之利器”。吴稚晖的论述对于争取普通青年对近代科学的认同有着重要作用，对维护新文化运动成果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思想上的唯科学主义可谓吴稚晖的两大鲜明特色。吴稚晖对科学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并且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加上其鲜明的观点和幽默不拘而又尖锐辛辣的语言风格，使其对科学主义的鼓吹更具有力度，广为流传而且极具影响。吴稚晖的科学主义对于批判愚昧落后的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吴稚晖科学主义的主要研究论文有：　《20世纪早期吴稚晖的唯科学主义评述》《吴稚晖与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五四时期吴稚晖所提倡的科学思想》《吴稚晖科学思想述论》（硕士论文，未刊）等。在国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哲学的唯物主义者吴稚晖（1865—1953）》，[美]　郭颖颐著、雷颐译：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的第二章从科学的概念、对传统文明的批判、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以及人类及其生命等方面介绍了吴稚晖推崇物质文明的思想，作者认为尽管吴稚晖推崇唯物主义的文明，但同时在气质上却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关于吴稚晖教育思想的研究：　面对清末瓜分豆剖的危亡时刻以及民国初立的乱局，吴稚晖主张教育救国，即从道德教育和科学教育两方面入手，通过对道德的提升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解决现实的困境，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并终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在近代提出“教育救国”思想并为此开展的一些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为了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念，吴稚晖为国语注音运动奋斗终生，同时还与李石曾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创办海外中国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教育救国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吴稚晖是这一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他以无政府主义为出发点，认为教育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必要手段，“天下更无强弱问题，唯有智愚问题”，主张发展科学工艺，普及平民教育，推行国语运动。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有：　《吴稚晖旅欧时期的教育思想浅析》《吴稚晖与教育救国》《吴稚晖教育救国思想评述》（硕士论文，未刊）、《吴稚晖教育思想之研究》（硕士论文，未刊）等。

关于吴稚晖国语统一运动的研究：　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沟通情感的工具，也就是吴稚晖所说的“供人与人相互者也”，吴稚晖毕生从事统一国音、推动国语运动的基本工作。吴稚晖认为汉字没有标准读音是其基本缺陷，必须对汉字附加读音，推行汉语注音运动。1912年，吴稚晖主持“读音统一会筹备处”，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审定常用的读音，奠定了汉语统一的基础。吴稚晖于1917年编订《国音字典》，后被南京临时政府*颁行全国，一直沿用到1932年。1924年，吴稚晖发表《二百兆平民大问题》，认为中国平民的大问题是汉语的统一问题，呼吁以国语和注音字母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引起了各方的重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吴稚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自此长期担任推动国语统一运动的首脑人物。1932年，吴稚晖又参与修订标音，颁布了《国音常用字汇》。去台湾后，他仍在关心台湾地区的国语统一运动。虽然吴稚晖本人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但20世纪上半期的国语统一运动，是无法与吴稚晖分开的，他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实际工作者和领导者。相关的研究论文有《简论吴稚晖在国语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吴稚晖一生注重对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从21岁开始，所有亲友寄来的书牍文字，甚至一张小条、一张名片，都一一亲手标上日期，按日按月”王云五：　《怀吴稚老》，杨恺龄编著、王云五主编：　《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4页。，再加以整理分类，“以年份为纲，纲以下分师长类、朋友类、亲戚类、族人类及家人子侄类等目，目以下再以人分”毛学勤：　《吴稚晖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武进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进文史资料》（第4辑），武进印刷厂1984年印，第34页。，办了个家庭档案馆。约自1886年起，吴稚晖开始收集各种资料，到1953年去逝，近70年的时间，由于吴稚晖始终与政界、学界人士关系密切，这批资料对70年间的很多事件有着详尽的记述，如吴稚晖与章太炎数十年的笔墨官司，以及科学与玄学论战等文件，都保存完整。1949年闻大陆即将解放，吴稚晖将其所藏大半烧毁，此事为李石曾获悉后，为保存珍贵的资料，他写信给吴稚晖，表示一切费用由世界书局承担，代将所有重要资料及书籍装一百箱南运广州。这批资料现保存于台北“国史馆”。

这批档案除藏于台北“国史馆”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部分电子版的《吴稚晖档案》，共有档案13455件，其中人物书札、日记有5289件。

前言

绪论

一、其人其事

吴稚晖（1865—1953），1865年3月出生在江苏武进雪堰桥一带，原名脁，后改名敬恒，学名吴纪灵，字稚晖。6岁时母亲病故，遂寄养无锡江尖上外祖母邹家。1891年考中举人，曾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1901年留学日本，后被逐回。1902年加入上海爱国学社，参与《苏报》工作，“苏报案”后留学英国，结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法国出版《新世纪报》。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逃往台湾，1953年逝世。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却以不做官为信条，不出任任何实职。

晚清时，读书做官是当然的选择。那时读书人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应科举考试，期待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这是读书用功的根本目的和人生追求。吴稚晖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也就与同时代的读书人有着差不多同样的经历，向往金榜题名，实现自己朝为田舍郎、暮在天子堂的人生。为此，他努力读书，参加科考，中了秀才，还考上了举人，进过书院，并向科举的终极目标——会试冲刺过，但是终没有成功，晚清的进士名录中没有他的名字。

晚清适逢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心读书做官的时代。当吴稚晖出生之时，列强入侵，中国近代为惨烈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统治阶级在战争中受到深深的震撼，其中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诸人，深感统治不可能照旧进行下去，于是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理路学习西方，进行“自强求富”运动。到了吴稚晖的而立之年，自强求富运动已经进行了近30年，国家一度也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的局面，国人也曾一度感到兴奋过。偏偏在这个时候，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造枪制炮，开始强大起来，并向大清帝国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

1894年甲午一役，令中国知识分子感到错愕之余，也彻底惊醒了。他们深深感到只引进“西用”而不改变“中体”，是无法挽救民族危亡的，于是高呼维新，进行变法。在甲午战争时，吴稚晖正好在北京参加会试，亲眼看到统兵将领卫汝贵因“平壤之战作战不力”“所统盛军军纪败坏”而被处斩，他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所在。吴稚晖感到即使有大炮兵船，也未必能成为强国，而知识分子除了咬文嚼字，还应有其他救国之道。当时维新思潮兴盛，1898年吴稚晖与好友廉南泉在北京南海会馆见了康有为一面，相谈甚欢，吴也因此自称为“维新派”。康梁变法失败后，吴稚晖入京拦都御史瞿鸿禨的轿子，上书请求革新，结果不了了之。但总体来说，吴稚晖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并不出色，多也就是维新运动的同情者。

吴稚晖亲历了维新运动，目睹了康梁被逐和六君子喋血街头。接下来，义和团大闹京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亡国灭种迫在眉睫，都给吴稚晖以深深的刺激。在清末留日风气起后，吴稚晖登舟东渡，赴日留学。在日本，吴稚晖不满清政府在日本的留学政策，大闹清廷驻日使馆，被驱逐回国。这种敢于向清政府叫板的做法，令人刮目相看，从此他名声大噪。回国后又遭遇了“苏报案”，此案中有名的就是章太炎和邹容了，但吴稚晖也是深度介入者之一。“苏报案”是吴稚晖人生的转折点，案发后吴稚晖逃到了英国，在那里，吴稚晖被工业社会深深震撼了，物质文明的重要性在吴稚晖的思想中深深扎根。吴稚晖相信物质文明重于精神文明，“他的新宇宙观新人生观，是盼望人们来到这个宇宙大剧场，便要把演唱的脚本做得好好的，用你的两只手去做工，用你的脑力去帮助两只手制造机器，发明科学，创造文明，提高智慧，增进道德，然后不枉登场一番”

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

在海外，吴稚晖参加了同盟会，终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不过在接受同盟会的主张之前，吴稚晖已经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成为中国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还与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创办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刊物《新世纪》，刊物上除了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刊登了大量革命文章。

清政府灭亡，北洋掌权，作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再次被边缘化。后来，吴稚晖成为“蒋家客卿”。蒋介石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但是曲解三民主义，推行专制统治。面对这种情况，如何调和其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吴稚晖表示：“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把吴稚晖化了灰，也还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

吴稚晖于25岁进行江阴南菁书院学习，27岁中举人，深谙传统经史子集等学问，基础深厚，了解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37岁到日本，算是次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然后39岁亡命英国，直接沐浴西方文明。在欧洲生活10年有余，吴稚晖感受了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希望能改造贫穷落后的中国，为此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9、20世纪之交，中国新知识分子开始和西方思潮发生接触，其关于西方知识的获得，多是从日本间接得来。但20世纪初，已有少数知识分子身临欧美，亲身接触了西方文明，吴稚晖是代表者之一。吴稚晖到达英国，正值欧美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之时，受到科学、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又正是西方无政府主义流行之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刚刚出版。吴稚晖到达欧洲后即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其创办的《新世纪》周刊主要的特色便是宣传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认知主要来自东京和巴黎。在日本东京的刘师培、何震夫妇等间接吸收日本学者的译述，发刊《天义报》倡导无政府主义；在巴黎以吴稚晖等，则直接吸取欧洲无政府主义学者思想精华，通过《新世纪》进行宣传倡导。《新世纪》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无政府主义学者，如蒲鲁东、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等都有相当篇幅的介绍。

吴稚晖对“无政府”三字情有独钟，认为它是“世界上吉祥的名词”，他认为所谓的“无皇帝好过日子”，正是确确凿凿的无政府的别名。当然这里的“无皇帝”并不是回到原始社会过茹毛饮血的日子，相反是进化到一个较为美好的阶段。吴稚晖曾给无政府下过一个定义：“无政府若有‘道德’，而无‘法律’，唯‘各尽所能’，而不可谓之‘义务’；唯‘各取所需’，而不可谓之‘权利’。人人自范于‘真理公道’，而无‘治人与被治者’，此之谓无政府。”吴稚晖：

《谈无政府主义之闲天》，《新世纪》1908年5月第4号。无政府的终理想，用三个字形容为妥帖，即“新世纪”，这个新世纪应该是：“众生一切平等，自由而不放任，无法律以束缚钳制之，而所行所为，皆不悖乎至理。为善纯乎自然，而非出于强迫也。唯然，故无所谓武备，更无所谓政府，无所谓种界，更所谓国家。其卒也，并无所谓人我界。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无争无尤，无怨无竞。怡怡然四海皆春，熙熙然大同境象也。”吴稚晖：

《与友人书论新世纪》，《吴稚晖全集》（第6卷），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新世纪”，吴稚晖认为应该采用两种方法：　一是靠书报学说以化民心，亦即采取教育的方式，无政府主义者视教育为进化的主要手段；二是采取强硬手段，以诛除人道之贼，也就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把革命视为教育的辅助手段，革命与教育可以是相通的。终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成了为蒋氏独裁辩护的工具。

在欧洲，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科学思潮对吴稚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8、19世纪西方科学发展迅速，而同一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迟滞，特别是中西方正面接触以后，对比明显。西学东渐后，西方文明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科学主义也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的重要思潮，吴稚晖更是科学的代表。吴稚晖曾在主办的《新世纪》上解释科学的意义：“所贵乎科学者，阐明奇奥精确之理，以显妙能敏捷之用，以之研究，则增人智识，发达思想；以之实行，则省时省力，奏奇妙功。故科学未发明以前，世界所经营，皆愚笨简单；科学既发明之后，万象更新，十九世纪与本世纪，实科学发展之时代也。”民：

《金钱》，《新世纪》1907年7月第3—4号。对于西方科学，吴稚晖指出“此乃人类积时代为开明，适至此时，人类心思与才力，适足取科学而发明之，于是世界有科学。起点在西与在东，不过发脚之先后”吴稚晖：

《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新世纪》1909年6月第101—103号。。这里吴稚晖明确指出，科学对于人类是通用的，科学绝非西方独有的，因此采用科学也就不能与“西化”等同观之。

吴稚晖对科学的推崇，据其自己说：“我们崇拜科学：　一是因为道理上要讲，常识是模糊影响的，科学是精细确当的。二是因为我们不肯四脚戴毛的，要用‘人工’以抗‘天行’，科学是人工的根本法。三要完成一切理想的道德，止有科学；若靠天吃饭，任天而行，与天为游，说得好像是天的孝子，其实都是依赖穷天爷爷的不肖子。拆穿了说，叫做懒得做人。人者，能以人工补天行，使精神一切理想的道德，无不可由之而达到，又达到者也。”吴稚晖：

《物质文明与科学》，梁冰弦编： 《吴稚晖学术论著续编》，上海： 江湾合作出版社1927年版，第89页。科学不仅能改变物质的生存环境，而且对精神世界，诸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深切的影响，吴稚晖指出：“科学在世界文明各国皆有萌芽。文艺复兴以后，它的火焰在欧土忽炽，近百年来，更是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学术，十九都受它的洗礼。即如奥远的哲学，言感情的美学，甚至瞬息万变的心理，琐碎纠纷的社会，都一一立在科学的舞台上，手携手地向前走着。人们的思想，终容易疏忽，容易笼统。受着科学的训练，对于环境的一切，都有秩序地去观察整理，对于宇宙，也更有明确的了解，因此就能建设出适当的人生观来。”吴稚晖：

《科学周报发刊语》，《吴稚晖全集》（第3卷），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科学能带来物质文明，相对于精神文明，吴稚晖更看重物质文明，他表示自己“唯认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发挥，则坚信无疑。幸福者，果何物乎？幕吾以天，席吾以地，缠藤叶于吾身，坐山石之上，歌声出金石，固何歉乎？精神完固之我，而不认为有一种高尚之幸福。但此种幸福，皆在物质备具，充养吾之精神，已使演进而有余。而后偶任吾个体之返本自适，遂有若天地甚宽，其乐反未央耳”吴稚晖：

《青年与工具》，《吴稚晖全集》（第3卷），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05页。。在吴稚晖看来，具备物质才能使个人返本自适，达到幸福的境地，去欣赏大自然的美好，享受精神上的无限快乐，这才是精神文明的应用之义，只有这样才是道德的。吴稚晖之所以主张发展物质文明，终是为了发展精神文明，滋养精神，其用意不言而喻！

提倡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同时，对于宗教和传统文化，吴稚晖也有自己的看法。吴稚晖认为宗教与自己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是不可调和的，他认为宗教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按照吴稚晖的看法，宗教是反科学的，是一种“迷信”，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而无政府主义是依据道德破除人之迷信。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是人与人相互的产物，人与人之间应该以良道德相维系，良道德是进化的公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由科学物质世界进入精神世界，宗教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吴稚晖主张用科学代替宗教。

倡导物质文明的吴稚晖，擎起科学的大旗，自然对传统文化有一番自己的认识。吴稚晖是受传统文化浸润过的人物，思想几经变迁，社会阅历也相当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觉得中国社会思想有彻底改造的必要。对于“国故”，吴稚晖很不以为然，在科玄论战中更有把线装书抛入茅厕的激烈主张。当然到了晚年，吴稚晖曾有过一些小的改正，他说：“我虽随同打过‘孔家店’，现在正正经经研究大道理，还是请这位老黄忠（孔子）出来。我们打‘孔家店’，也止是微末小节，就是与上大夫言，何以一副面孔，忽然与下大夫言，又换一副面孔，表情太分明。又既然饭蔬饮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何以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狐貉之厚以居？……诸如此类小节，都被小孩子戏弄过大圣人。然而止是如日月之食，无损于其明。”吴稚晖：

《答毕修为书》，《吴稚晖全集》（第1卷），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吴稚晖批判传统文化，指责孔圣人“装面孔，凑架子”，是基于科学进化论的观点。这与其早年“忠君爱国”“非圣无法”的言论相较，差别很大。对于宋明以来空谈心性的理学进行批判，是吴稚晖为了提倡科学的必然选择，只有批判一般人所醉心的“精神文明”，其科学物质文明才有立脚的基石。胡适曾把吴稚晖称为近代反理学的四大思想家之一。

在近代，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的强势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来，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中体西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天下滔滔，泥古不化的士人，包括吴稚晖也高唱着“圣人之道”“忠君爱国”，在那样的时代，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西方文明，除了“中体西用”，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无“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凭借，在中国无由以立。因此，“中体西用”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一部分，并把其引入中国，成为中西文明交冲汇融的一种特定形式。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中体”越来越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一种障碍。

吴稚晖到了欧洲以后，对于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当时国人看到新事物，往往有一种“从古所有”的态度，吴稚晖也极为厌恶这种态度。他持科学进化论的观点，深信古人断不及今人，今必胜古。因此，吴稚晖对“国故”没有好感，经常把“国故”比作“古董”，既然是“古董”就应该束之高阁，否则这些“国故”就可能与小老婆、鸦片等相依为命来祸害中国，因此他主张摒弃孔孟、老墨之学，而极力发展科学物质文明。

吴稚晖主张“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对于西方的洋哲理、洋文学也多有反感，他说：“中国数千年偏重了文的哲想，自无可讳言。近数百年又被圣功王道的八股思想统一了一阵，至今余毒未清。因此改了洋文学，谈起洋哲理，插入洋圣功王道的法政学，加入洋经世文编的商科理财，结以洋、周、秦诸子的各种洋九流三教（什么主义，什么主义），遂成了洋八股的伟观。所以若再听凭他百千大学开设了，使他休明出来。结果是：　有饭吃，便把官僚、政客、土豪、游民，做他们的尾闾去排泄罢了。那种博学鸿词科式的泰戈尔，也必定盛极一时，过他们高尚亡国奴的生活，因此欲矫枉而过其正，非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出来，不足以淡此瘴气（谓洋八股）。”吴稚晖：

《科学周报编辑话》，《吴稚晖全集》（第1卷），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吴稚晖不仅在引入西方科学进化理论上功不可没，同时是中国国语统一运动的开先河者之一，也是早提倡拼音文字的人。统一国音、推广国语运动是吴稚晖毕生所致力的基本工作。吴稚晖在清末江阴南菁书院就读时，就首创了一套“豆牙字母”，以拼音念字，让不识字的亲友使用，用以通信。他在巴黎主编《新世纪》周刊时，发表多篇文章，如《万国新语》《记万国新语会》《新语问题之杂答》《书驳中国用万国语新语说后》和《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等，专门讨论国语问题。吴稚晖提倡编刊国音字典，主张小学课本和通俗书报都在方块字边附加注音符号。国语运动实际上就是“语同音”的运动，吴稚晖认为这一运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把其作为社会教育运动的基本工作。

吴稚晖把汉字比作皮鞋，拼音比作草鞋，皮鞋有皮鞋的价值，草鞋有草鞋的价值，一般而言皮鞋的价值高，草鞋的价值低。但是有些时候，价值的高低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道路泥泞的地方，草鞋的价值就要比皮鞋的价值高了。在中国道路多泥泞，草鞋的价值反而高一些，同理，在文化素质偏低的国情下，拼音文字就比方块汉字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吴稚晖认为中国内忧外患严重，普及初等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法子，而拼音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所以研究注音文字就是研究救国良策，“研究注音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着中国十分之九的目不识字的国民，增加知识，灌输教育，这注音字母，实在是四万万人的救星”。

1912年，吴稚晖从欧洲返国，在南京临时政府里成为孙中山的幕僚，孙中山也认为统一语言是集中国民意志的重要手段，就把统一国语的工作交给吴稚晖筹划。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下，*设置“语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稚晖担任主持。1913年筹备处召集了一次语音统一会议，由吴稚晖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参加会议的40多人，均是文字语言学专家，会议决议通过了一套平实可行的注音字母，审定常用的读音，奠定国语统一的基础。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取，吴稚晖也离开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语音统一的工作。1917年，吴稚晖编订了一部《国音字典》，收一万三千余字，在1920年12月由*颁行全国，一直沿用到1932年，吴稚晖对字典再次修订，并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

1919年，*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集合文字语言专家研究注音，吴稚晖担任副会长，主持工作。1924年，吴稚晖还在上海创立国语师范学校，“专为已经学习国语，再求深造，养成专门国语人才而设高等科”。花甲之年的吴稚晖还亲自教授“国语概论”，发表《二百兆平民大问题》，呼吁以国语与注音字母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同时吴稚晖还组织该校学生上街游行宣传，他手举校旗领队而行，向社会推广国语，希望由点及面逐渐展开，以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理想。

蒋介石取得政权后，吴稚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亲手制定各种国语法令，如《各省市推行注音符号办法》《促进注音国字推行办法》和《姓名译音办法》等，然后由政府颁布实行。1935年*把“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吴稚晖仍然是主任委员。可以说20世纪上半期国语运动与吴稚晖是密不可分的，他是这一运动的提倡者、领导者和工作者，但很难说吴稚晖是一个实行者，毕竟他有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那时的国语统一运动，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推广普通话运动，而今天的汉语拼音与吴稚晖主张的注音字母，也有一些渊源。

吴稚晖在为学与从政之间进退自如，以“民国大佬”的身份影响政局而又不任实职，可谓一个异数。就政治实职而言，的确无足称道。吴稚晖于1927年辞总政治部主任而不就；1928年被推为监察院长而不就；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国民党中央推吴稚晖为主席，而吴避之唯恐不及。吴稚晖认为“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不问国事，那是吾民之大劣点；一问国事，便同做官连起来，又是吾民之一大谬点。必要倡出一种做官是万不得已，只去吃苦的风气来才好”。

作为政治人物的吴稚晖，一生所保留的头衔有“中央监察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防会议常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这些或是国民党的职务，或是民意代表，或与备供咨询、学术研究相关，虽然都不是实际官职，但是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朋友、蒋介石的师爷、蒋经国的老师，多重身份让吴稚晖在民国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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