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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级大众畅销历史科普作品《历史的温度》系列第三本。

脱离宏大叙事，讲述历史的细节，有趣有料有故事。

坚守气节、自诩为“海上苏武”的叶名琛，为何终还是背了“千古骂名”？严复的人生，因何终拐了个弯？达·芬奇，真的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吗？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他又有着怎样的另一面？

叶名琛、丁汝昌、沈荩、张作霖、黎元洪、严复、拉贝、丘吉尔、达·芬奇、格瓦拉……这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他们的故事又折射了什么样的时代？

在张玮抽丝剥茧般的描述中，史书上的一个名字、一件事，都能呈现出一幅幅生动而鲜活的画面，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历史，或者被历史改变着。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年份和数字，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作者尽可能地用辩证的眼光，去还原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让看起来枯燥的历史，带着它的血肉、它的彷徨、它的闪光、它的信念，展现真实的温度。

上篇 大变局时代

他坚守气节客死他乡，却为何还是背了“千古骂名”？ 003

是非成败丁汝昌 015

末日孤舰“海圻”号：大清帝国的后荣光 029

提督的决择：是死，是死，还是死？ 044

中国个蒙难的新闻记者 055

一个皇帝的“过山车之旅” 064

双面张作霖 075

他当过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你却未必了解他 092

严复的人生，为何终会拐个弯？ 105

“名士”于右任 118

曾拥有诸多“”，但她未必被人记得 131

中篇  以国家之名

上海1937：一寸山河一寸血 143

1937，南京城里的纳粹旗 166

猎杀山本五十六 178

丘吉尔的另一面 195

“偷袭珍珠港”之后…… 213

1944，刺杀希特勒 225

纳粹德国其实“投降了两次”，你知道吗？ 239

日本为什么会挨第二颗原子弹？ 250

刺杀汪精卫 258

料得年年断肠处，不敢忆，长津湖 268

一个传奇女间谍的“七重面纱” 288

格格出身的女间谍 294

下篇 人性的抉择

达·芬奇真的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吗？ 309

切·格瓦拉：一个符号化偶像背后的真实故事 330

人神之间吴清源 345

梵高之死 362

能称“时尚女王”的人不多，她算一个 377

一位女明星的神秘死亡 391

中国人熟悉的那个欧洲公主，真的幸福吗？ 398

戴安娜之死 415

俄罗斯方块：一款小游戏背后的隐秘故事 434

到底是谁发明了电话？ 447

你知道当年在报纸登个广告有多难吗？ 456

老祖宗考试作弊的那点儿事 466

哈德逊河上的奇迹 476

人类悲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背后的阴影 490

巨轮沉没的那一刻…… 510

逃离德黑兰 523

附 录 读者评论 534

张玮（网名馒头大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新闻系新闻学硕士。曾就职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有17年主流媒体从业经验，采访过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百余项世界赛事，并先后担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数字传播中心主任，解放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总经理、主任，解放日报社运营、技术中心总监。

微信公众号“馒头说”创办人，2017年8月起开始出版《历史的温度》系列。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严复的人生，为何终会拐个弯？

在清末，中国涌现出了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痛定思痛，先看到别人先进的地方，检讨自己的不足，提出改革的方案。但是，在那个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舞台上，即便是先睁眼看世界的人，始终都能把握得住方向吗？

1

1921年10月27日这一天，在福州的郎官巷，一位69岁的老人离世了。

这个老人，生前曾享有盛名。康有为说他是“精通西学人”，梁启超说他是“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流人物”，胡适评价他为“介绍近世思想的人”。

但在晚年，他的一个行为却又让不少人不解，乃至非议。

他叫严复，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翻译了《天演论》。

但其实，他值得我们了解更多。 

2

严复本应该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的。

严复出生于1854年1月8日，福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在严复13岁那年，父亲因为在抢救一名霍乱病人时被传染，结果不治身亡。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严复家顿时就陷入了困顿。

就在这一年，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对外招生。按严复家里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意愿，他应该走上一条参加科举考取功名的道路，但和母亲商量了之后，严复毅然选择了这个当时传统家庭都不愿意报考的新式学堂。

有什么理由吗？的理由其实就是沈葆桢贴出的招生章程：“凡考取者，饭食及医药费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给银四两，还有奖学金；五年毕业后可进入水师领工资。”

每月四两银子，已足以养活全家，诱惑实在太大了。

严复是以笔试名的成绩考进福建船政学堂的。他的同学都有谁呢？报出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没错，严复的同学们，后来撑起了大半支北洋舰队。

在船政学堂的五年里，严复系统学习了英文、数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天文学和航海术等课程。1872年，严复以等的成绩从航行理论科毕业，然后上舰实习。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严复，字几道。

当然，福建船政学堂的这五年对严复的改变，绝不是一个名字那么简单。可以说，这是严复人生的次重大转变——

从一个一心想学好八股文考科举的学子，转成了一个迫切想了解近代西方科学的青年。

3

1877年，23岁的严复出国了。

他是作为中国海军选拔出的12名出类拔萃的人员，公费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航海术的。

到了英国后，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直接上舰实习，剩下的9名学生参加了皇家海军学院的考试，其中严复、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此人后来做到清朝海军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6人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了这所皇家海军学院创建以来的批外国留学生。

严复在英国前后待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严复提升的绝不仅仅是在航海术方面的知识，而是对整个西方社会的认识。

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郭嵩焘的提携下，严复和同学们一起去法国巴黎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大受震动。严复还利用休息日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开庭，看到原告和被告坐在一间房间里，有专门的律师为双方辩护，这种闻所未闻的景象，让严复“归邸数日，若有所失”。

严复开始渐渐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比我们强，真的只是靠“船坚炮利”？

带着这个问题，他和年长他35岁的驻法公使郭嵩焘成了“忘年交”，因为两个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中国如果只是学习西方列强的海军、陆军，只是买船、造炮、练兵，那只是学了皮毛，是不可能富强起来的。

1878年，一年前考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6名中国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学业，在郭嵩焘的提议下，严复被点名再留下学习一年。

在多出来的这一年里，严复读了大量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书，这些书的作者，是达尔文、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

1879年7月，严复再次以“头等”的成绩从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应该再到英国的军舰“纽卡斯尔” 号上去实习一年。但是，国内来电，召他尽快回国。

原来，福州船政学堂急需人才，需要他回去当老师，传授自己的所学。

于是，严复收拾行囊，启程回国。

这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第二次转变——

从一个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青年，到一个已经对西方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

4

严复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北洋水师学堂是一所新式海军学校，严复在校任教期间，培养了一批大牛的人物，比如后来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不过，一场颠覆整个中国命运的战争，打破了严复安心教书育人，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幻想。

这场战争，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对严复而言，有着远超普通人的刺激和伤害：在北洋舰队里有无数他的同学、学生、朋友。尤其是他当年的那批同学，在舰队里都已经担任高级指挥官，但在甲午海战中，殉国的殉国（邓世昌、刘步蟾），自杀的自杀（林泰曾），被处斩的处斩（方伯谦），几乎全军覆没。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不久，还曾随清朝自主设计的艘近代巡洋舰“扬威” 号访问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当时日本还在建设海军，在港口，无数日本民众闻讯赶来，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视清朝的军舰——才20年，乾坤已经逆转。

当时，严复称自己经常“夜起而大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写道：“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但又能怎么办？这场战争让无数的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但新的出路，又在哪里？

而严复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里的那支笔。

他开始了第三次转变——从一个安于育人的教书匠，转变为一个开始不断用文字去唤醒世人的文人。

5

1895年，中国的农历新年刚过，严复就开始出手了。

在天津的《直报》上，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主旨都只有一个：呼吁改革。

和李鸿章提出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严复也指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国人当初蔑视的“夷狄”，早就不是以前概念中的那种没开化的蛮夷了（“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在这些文章里，严复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后来维新派的很多理论基础，其实多来自严复的理论和文章。而严复本人，也是“维新变法派”的忠实拥趸。

1897年，43岁的严复在与人合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开始连载他翻译的为后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以《天演论》为代表，严复从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译了8部西方的哲学和社科类名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武备，而在于人们的心态和国家的制度。

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那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信、达、雅”。“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达、雅”这三字标准，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不光是写作和翻译，严复更是亲身投入了教育事业。1905年，严复协同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严复是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严复又成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百废待兴，经费奇缺，严复殚精竭虑，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终于让北京大学顺利开学授课。

经历了三次转变和提升后，严复的人生走到这里，可以说是相当圆满了。年近60的严复当时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非常好——关键是，严复配得上那样的赞誉。

然而，没多久之后，严复的人生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拐弯。

6

1915年8月14日，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成立了，这个团体，叫作“筹安会”。

这个筹安会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帮袁世凯称帝宣传造势。

“筹安会”的理事长，是袁世凯的亲信杨度，这并不出人意料。副理事长孙毓筠，理事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四个人当初全都是革命党成员，被杨度笼络过来，一起支持袁世凯称帝，倒是有些意外。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由六人发起的“筹安会”名单上，后一个人的名字，是严复。

严复名列所谓的“筹安六君子”，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以来，这似乎也成为严复人生的一个“污点”。

首倡“物竞天择”，点醒国人的严复，为什么会开历史的倒车，去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原因，可能有三点。

点，严复和袁世凯是旧识，且关系非同一般。

其实袁世凯在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就试图拉拢严复，但严复那个时候是看不上袁世凯的，袁世凯屡次拉拢，严复屡次拒绝。但后来随着袁世凯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严复重新审视了袁世凯，认为以袁的能力，当时中国确实无人能出其右。

所以，当溥仪登基，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满朝文武没人敢为袁世凯说话的时候，严复却是倒过来同情袁世凯且为袁世凯说话的。所以当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东山再起的时候，自然非常器重严复，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总统府顾问，这个时候，严复也就没再推辞。

第二点，严复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局势，是有点失望的。

其实失望的不仅仅是严复，还包括王国维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严复不反对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他觉得，西方的共和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是建立在民众的民主和平等思想已经完备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时机远未到。

第三点，在英国的留学背景，对严复影响很大。

那么如果不走共和之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认为好的模式，就是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严复看来，中国暂时还不能给老百姓太多的民主，依旧要有君主，但需要像英国那样，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

君主选谁？有“强人情结”的严复认为，只有袁世凯是好的人选。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他“无科学知识，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但在当时的中国，严复选不出别人了。

所以即便袁世凯后来称帝失败当回总统，各省纷纷要求袁世凯退位的时候，严复依然站出来力挺袁世凯：“项城此时去，天下必乱。”

按严复的孙女严停云后来的说法，严复是受到了杨度的蛊惑和袁世凯的胁迫，终被迫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列名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严复并不热情参与筹安会的活动，这是真的，只列名不做事，也是真的。但至少筹安会要做的“君主立宪”这件事，和严复的观点是不矛盾的。

所以，虽然严复没有为“筹安会”做什么事，但他名列“筹安六君子”之列后，自己并没有提出退出。

至于袁世凯称帝，是不是严复想要的“君主立宪”，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7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劝过严复。

请严复一起创立复旦公学的马相伯，当时就曾劝严复，大意是，杨度、孙毓筠这些人都还年轻，他们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年纪那么大了，干吗还要这样？

严复的老乡，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也曾劝他，无论今后袁世凯称帝成功还是失败，对严复而言都不是好事情。

但严复都没有听。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林纾劝他离京避祸，但严复的回答是：“是祸躲不过，我老了，已不惜什么了，是非终将大白。”

严复当时还是认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所以，虽然严复终在家人劝说下避居天津，终又回福州老家终老，但他哪怕到离世前，时而摇摆。

对当年名列“筹安会”拥护袁世凯，他曾对人说：“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可见，他是有悔意的。

不过，他后留给自己的遗嘱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馒头说

今天之所以写严复，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符合“馒头说”一直想和大家分享的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任何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小人，都是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比如严复。严复以“睁眼看世界”和传播西方先进思想闻名，他提倡革除旧弊，自己却吸食鸦片，始终无法戒除；他呼吁自由平等，但自己却有妻有妾，自己还要调和妻妾矛盾；他传播科学文明，自己却精通周易占卜，且深信此道，对自己墓地的风水严格把关；他呼吁变法革新，终自己的墓碑却用的是自己生前手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而当时大清早已亡了……

所以，他矛盾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既想革新破除专制，又希望不要太暴力，打破传统。

而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品评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跳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用一个“上帝视角”来评价。

严复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当时无数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想法，不断摸索让中国重新富强的方法，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严复到蔡元培，时代滚滚向前，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没有一个人是穿越回去的，所以谁又能拍胸脯担保，自己已看清一百年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包括那位杨度，虽然他拥护君主立宪，但后来张勋复辟请他出山，他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制度。杨度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危在旦夕的时候加入的，所以他绝不是投机，而是真心想找一种让中国富强的方法。

所以，严复加入“筹安会”的行为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他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他认为“君主立宪”适合当时的中国。后人可以认为他的眼光有问题，但他确实没有私心，他也是希望中国好。

1905年，严复曾在伦敦与孙中山见过一次面，两人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因为严复认为，以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首要任务是搞好教育，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不然就算革命了，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

而孙中山认为，如果要按严复的路子走，“人寿几何”？所以，他称严复是思想家，而自己是实干家。

孙中山是伟人，但我觉得，严复也是伟人。他对当时西方与中国的理解，以及他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独到且难能可贵的。

正如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参观严复故居时曾这样评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而更可贵的是，“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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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演论》为代表，严复从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译了8部西方的哲学和社科类名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武备，而在于人们的心态和国家的制度。

严复认为最好的模式，就是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严复看来，中国暂时还不能给老百姓太多的民主，依旧要有君主，但需要像英国那样，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

任何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小人，都是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严复认为，以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首要任务是搞好教育，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不然就算革命了，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

而孙中山认为，如果要按严复的路子走，“人寿几何”？所以，他称严复是思想家，而自己是实干家。

一路看下来，看到郑毓秀的人生收尾，是不是有些唏嘘？

但我们又在期盼什么呢？希望她最终像秋瑾那样，悲壮就义？希望她像林徽因那样，才情逼人？或者像阮玲玉那样，香消玉殒，遗恨人间？

这或许也是她不像那些人那样为人所熟知的原因之一吧。

但一位民国女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能把自己的一生过成这样，也是很不容易了。

并不是每个曾经当过主角的人的人生剧本，都能以大高潮或大圆满收尾，很多人就是这样曾经辉煌，然后慢慢就走向失意，走向平庸，最终慢慢被人遗忘。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人会有失误，会有急躁，会有骄傲，会有沮丧，会有铤而走险，会有缴械投降——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可以避免的，但这些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魅力。

个人送上战场，这不是必需的。我投票反对。”

国会现场对她响起了一片嘘声，当她走出众议院时，民众纷纷向她投掷杂物，以至她之后只能在警察的保护下上下班一当然，没多久，她的政治生涯也画上了句号。

现在回过头看，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反击是理所应当的选择，对已经急红了眼的日本宣战，绝不是兰金所认为的“这不是必须的”行为。

不过，虽然可以给兰金安上“圣母典范”的头衔，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观，点对错，我们还是要捍卫一个人说话的权利。

1973年，美国国会大厦竖起了兰金的铜像一并不只是为了纪念她当年在“二战”中投出的这一反对票，而是她终身对和平运动的贡献。兰金后来还以86岁的高龄积极参加反越战的游行，并留下一笔遗产用作低收入妇女获得教育的基金。

无论如何，兰金对于和平的渴望，还是应该被承认的。

因为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屠杀，而是为了和平。

甲午一战，马关签下耻辱条约。日本的伊藤博文对前来谈判的李鸿章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背后的意思是，你们的失败，不是你一人的失败，是你们整个政治改革太慢的失败。

你看，这个锅，连李鸿章都背不起，更何况丁汝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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