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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总编辑序

本卷序言

汉代的度量衡

汉代的帝系

导言

文字史料及它们的问题

考古物证

历史学研究

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

第一章 秦国和秦帝国

政治和社会背景

秦国:最初的几个世纪，公元前897？——前361年

实行变运河，公元前361-前338年

军事的壮大，公元前338-前250年

最后的征服与胜利，公元前250——前221年

胜利的原因

秦帝国：改革，成就和暴政，公元前221——前210年

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秦的崩溃，公元前210-前206年

崩溃的原因

附录一 史料和现代研究

附录二 《史记》中的窜改增添部分

附录三 《史记》及其他史料的统计数字

第二章 前汉

政治史的模式

王朝的建立，公元前210-前195年

汉帝国的巩固，公元前195-前141年

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公元前141-前87年

过渡时期，公元前87-前49年

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第三章 王莽，汉之中兴，后汉

王莽的崛起

王莽的统治，公元9-23年

汉代的中兴

后汉

第四章 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

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年

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公元88-125年

顺帝统治时期，公元126-144年

……

第五章 汉代的灭亡

第六章 汉朝的对外关系

第七章 政府的机构与活动

第八章 后汉的制度

第九章 秦汉法律

第十章 前汉的社会经济史

第十一章 后汉的经济和社会史

第十二章 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

第十三章 主权的概念

第十四章 儒家各派的发展

第十五章 后汉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

第十六章 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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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诏令必须加盖御玺，但最好要说服皇帝扮演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角色；他应该通过皇帝的头衔而不是通过发挥他的个性来进行通知；他的存在在形式上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实践中他个人的影响可以不予理会。

考虑到中国人无力摧毁西南的部落组织，接纳哀牢人证明是一个错误。

更好的办法应是集中力量对这个地区进行逐步和长期的汉化。

接纳大量信赖的部落民加强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国官府的负担。

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南的外国人比重无疑进一步增加了。

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够翻脸反对他们的主子，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

后汉的官场象前汉的官场那样，也分成了不同籍贯的宗派。但它们都不能单独和长期地控制政府，因为一直到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社会性的流动兴衰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但当与皇室通婚时，某些南阳氏族和西北氏族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得宠的社会精英。这些是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年前，在11名皇后中它们输送了9名，六名大将军中输送了五名。阴、窦、邓、梁四个氏族每族甚至出了两名皇后。可是它们都没有与后汉王朝共始终。每个氏族或早或晚成了无情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而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这部分地是由于选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这就使外戚的地位从它家的妇女被立为后时起就易受攻击。这种显赫一时的通常的代价是这个氏族的最后消灭。宦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自己。他们的消灭导致了传统的汉代政治的结束。

五服论

作为一种概念，汉代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根据所谓“五服”的理论来界说的。

按照这种理论，自从夏朝起，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国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区的是国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作主，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这五个等级对中央的关系还通过不同地区奉献给国王的贡赋名目（包括地方土产和服役）有所表现。大体上，贡赋是按递降的次序由从王室管理区到荒凉地区的五类百姓交纳的。因此，国王按日从甸服收取贡赋，按月从侯服、按三个月向绥服、按年向要服收取贡赋，对荒服则只收一次。

凉州在汉帝国的衰落和崩溃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然而，凉州在公元2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作为一种头等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兴起，不能纯粹从帝国的内部发展来理解。归根到底，它是直接由紧跟着羌人移动以后该地区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汉与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要比汉与匈奴的关系更为重要，尽管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后者有更加令人注目的地位。

它可能与从王莽时代起专门把世上的统治与天意联系起来的一些登基不同。

《春秋繁露》被认为是董仲舒所作，但有人对该书的全部或某些部分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书籍介绍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