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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和无锡国专学生学习《四书》所撰写的教材。在历代注解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变化，发挥个人独到见解的著作。本书既有对中每句话的详细解释，又有对整篇大义的宏观认识，可以说，对“四书”进行了全面的、深入浅出的现代解读，也为现代人如何读经、如何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自宋代以来为中国人必读之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宝贵的精神财富。《四书大义》也是唐文治先生在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时，为使学生重视经学而亲自编写的经学系列教材，也是先生治经学义理与训诂并重的代表成果之一。先生在阐发义理之时结合时事，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论语》从“学”开始，展示天德、王道、圣功，并把《尚书》以至《大学》的修、齐、治、平的经世思想全然收纳。因“学”而“知”自觉发扬经学的体统，重建经学学术的殿堂。例如在《为学》篇大义中先生认为从自知到知人都是“为学”的具体内容；在《为政》篇大义中，先生提出“为政”须以学问为本，这是对20世纪上半叶军阀割据的担忧，并进一步指出了“德政”的重要意义，推行教化，培养人的善良本性，而不是利用苛刻的“法”来束缚百姓等等。

《论语大义》

前言 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潮邓秉元

学而篇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曰篇第二十

论语大义定本跋

《孟子大义》

前言 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潮

孟子大义序

卷一 梁惠王上

卷二 梁惠王下

卷三 公孙丑上

卷四 公孙丑下

卷五 滕文公上

卷六 滕文公下

卷七 离娄上

卷八 离娄下

卷九 万章上

卷十 万章下

卷十一 告子上

卷十二 告子下

卷十三 尽心上

卷十四 尽心下

《大学大义 中庸大义》

前言 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海

大学大义

中庸大义

唐文治（1865年12月3日－1954年4月），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清代进士，清末曾任职外务部，游历欧美，周知世界形势。后弃政从教，提倡读经救国。

唐文治早年曾求学于江苏江阴南菁书院，师从黄以周。曾参与校勘王先谦主持的《皇清经解续编》。进士及第后历任户部主事、商部右丞、署理尚书等职，与洋务派大员多有交往。后因母丧乘乱抽身，并由此转入上海高等实业学校教育，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校长，创办无锡国专，教育出了唐兰、吴世昌、王蘧常、蒋天枢、钱仲联、周振甫、朱偰、王绍曾、魏建猷、朱屺瞻、冯其庸 等众多文史大家。其学殖深厚，对传统经典均有独到理解，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进入民国开始，唐文治先后编写《论语大义》《孟子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十三经提纲》《茹经堂文集》《性理学大义》《政治学大义》《讲演录》《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尚书大义》《阳明学术发微》《诗经大义》《礼记大义》等书，并同时开启了讲学生涯。“道之不绝在人”，当经学已无法在学科体制之内保存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过在野讲学来加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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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和无锡国专学生学习《四书》所撰写的教材。在历代注解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变化，发挥个人独到见解的著作。本书既有对中每句话的详细解释，又有对整篇大义的宏观认识，可以说，对“四书”进行了全面的、深入浅出的现代解读，也为现代人如何读经、如何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自宋代以来为中国人必读之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宝贵的精神财富。《四书大义》也是唐文治先生在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时，为使学生重视经学而亲自编写的经学系列教材，也是先生治经学义理与训诂并重的代表成果之一。先生在阐发义理之时结合时事，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论语》从“学”开始，展示天德、王道、圣功，并把《尚书》以至《大学》的修、齐、治、平的经世思想全然收纳。因“学”而“知”自觉发扬经学的体统，重建经学学术的殿堂。例如在《为学》篇大义中先生认为从自知到知人都是“为学”的具体内容；在《为政》篇大义中，先生提出“为政”须以学问为本，这是对20世纪上半叶军阀割据的担忧，并进一步指出了“德政”的重要意义，推行教化，培养人的善良本性，而不是利用苛刻的“法”来束缚百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