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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常识”这个话题展开。“常识”可分多种，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些观念会及时帮助人们处理面临的难题，这时“常识”就会有效主导行动方向。可是在历史观层面长期形成的某些刻板僵硬的看法，如果不经调适修正，也许会妨碍历史认知质量的提升，必须加以辨析。内容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检视四十年来中国史学从思想史、学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型期间需要反省的若干议题。第二部分讨论如何处理明清以来直到五四前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双重并存的复杂势态，着重辨析一些被忽略或误解的观念，尝试激活其中潜在的认知能量。第三部分是访谈记录，主要围绕着近些年自己出版的一系列论著答疑辩难。作者作为我国当代新史学领军人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此书就是相关的一个总结。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1

后现代思潮中的历史观……15

纠葛于若干对立概念之间的中国历史学……41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克服……61

“新史学”十五年的一点省思……71

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86

如何诠释“正统性”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96

科举制度终结110周年祭……108

“断裂”还是“延续”？……118

“社会”是一个关键词……131

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168

贯通古今的治史风范……183

《语际书写》（修订版）读后感……202

读奥祖夫《革命节日》有感……216

学会用“无用之用”的态度对待残酷的人生……223

周作人的“原罪”……229

卖萌与政治……234

“感觉”历史……244

我写的是一本“四不像”的书……272

中西医冲突下的身体与政治……282

“心灵史”的意义……297

历史何以致用……309

废止科举后遗症：庶民的世界……345

历史的常识与反常识……376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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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冷纳（Daniel Lerner）曾经提出了一个“历史偶合论”。他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出现，在历史学意义上说是西方的，在社会学意义上说却是全球的。或者说，现代化在历史起源的意义上出现在西方，但是从共时的意义上又是世界性的。到如今现代化价值已经被全球不同国家和文明形态所认可。现代化的主要内涵，从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到政治的普遍参与，都是西方国家发明的。由于现代化与西化在“历史上的偶合”，。使现代化在非西方国家中的作用趋于复杂，其表现就是“种族中心的困局”。在现代化冲击下，非西方国家人民一直存在一种强烈的身份焦虑感，不断在自问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当然西方人也在思考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迫切改造文化身份的强烈紧张感。在此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有科学思维吗？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思维，更没有类似西方的科学制度和体系，科学是西方发明的。大家如果雪过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李约瑟先生是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大家，他一辈子都想证明中国古代确实存在科学，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于西方，但是最后证明中国只有技术发明的传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体系。这就是冷纳所说的历史偶合现象，科学最后变成一个大家普遍承认的准则是因为它由西方发明再扩散到全球。中国人只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才认识到科学原理的重要性并逐渐加以使用的。

现代化的发生往往受制于或者说起源于现代思潮。这里大致梳理一下现代化与现代思潮的关系。简要地说，现代思潮是现代化产生的思想动力。现代思潮的发生源自于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运动就是摆脱中世纪“宗教对人的身心控制”，所以尼采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叫作“上帝已死”。“上帝已死”并不是说具体某个神灵或偶像死了，而是上帝作为无所不在地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被逐渐削弱。“上帝之死”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人的发现”，意味着宗教一统世界时代的“谢幕”，“人”开始尝试摆脱对上帝的依赖，靠自己的理性观察和改造周围的事物。人类意识到可以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去干预自然，不靠上帝也能处理身边发生的世俗事情。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由此生发出来。我们阅读有关西方现代思潮的著作时，大体都逃不脱从“上帝之死”到“人的发现”这条线索。到了后现代时期，后现代理论家福柯提出一个观点叫作“人之死”。他不是具体指某一个人的死亡，而是指对人类理性的过度使用已经让这个世界充满了荒诞和不安，所以应该摆脱理性对人的过度控制。这就进入了后现代思维阶段。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亢奋意识当中，所以猛听到“人死了”这个口号时会感到特别震撼，觉得社会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在慢慢崩塌。

还有一个现象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我们常常发现近几十年来西方学人喜用社会史或文化史的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他们认为思想的发生必然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的生成理由，因此要深切理解“思想”必须放大视界，去开掘寻找“思想”在广义上生成的社会原因。于是我们会发现，西方学术界的选题都集中在了社会史或文化史的诸多方面，思想史的课题渐受冷落。这固然有社会科学转型的背景在起支配作用，但也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研究思想史必须对本士文化的经典文献有过人的体悟，否则常常不得其门而入。因为要深入理解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文明的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确实比仅仅理解他们的制度和表层的行为实践要复杂得多。然而中国学界却对这种复杂难言的心理背景视而不见，反而趋之若鹜地跟风，迷恋使用西式理论理解中国历史，轻易舍弃了细读“文本”以构建自身之人文释读特色的机会。

前文已提到，我们对科举制的一个最大误解就是把科举制等同于八股文。八股文确实可以被看作科举制度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因为第一场就要考四书五经，考生必须把经书内容背得很熟。考生还要作试帖诗，诗也定好了韵律和主题，非常刻板。但是有一点，八股文训练对于培养一个人的经典修养是有好处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学底子那么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记诵的程度不够。与此相关的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科举考试另外几场的重要性。第二、三场有诰，有表，有判，有策问。什么叫诰？就是模仿皇帝的语气发布文书。诰非常难写，考你怎么站在皇帝的立场看整个政治的变化，就像今天让你模仿中央领导的语气写份报告，要写得好确实不容易。什么叫表？是指臣民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书，要写得透彻得体有相当难度。判是考验考生的断案能力。现在高考有这类题目吗？即使有考生也未必能答得好。最重要的是策问，策问是什么？策问是考验应试者对实际事务的处理能力。考官提出的问题往往涵盖实际行政事务的方方面面，诸如吏治、仓储、水利、缉盗、钱币、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考官会假设，如果你当一个县官，或者当一个基层地区的领导，你必须面对整个地区的社会现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当于现在的中层干部提交份施政报告。比如策问中会经常给考生出几个问题，包括怎样治水、怎么合理建立一个基层组织、如何应对粮食短缺，如何处理词讼、如何振兴学校等，全是些相当具体的问题。我想，如果依靠现在一般高中学生的训练水平，绝对答不出来。

福柯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以空间来替代时间。现代历史观是由进化论的时间观来支配的，在这个时间观的制约下，任何历史进程都被安排在与西方相对应的序列发展过程中进行评价东方的历史也被剪裁进了这个序列内加以安排。进化的时间如果被置换成各个不同空间之后，多元的意义就在多样文化的平台中呈现出来。其实理论旅行这个说法与刘禾关于话语实践的思考有相通的地方，话语实践就是讨论思想概念在不同空间范围里面如何产生和运作，以及如何发挥影响的历史，这个转换在跨文明流动过程当中才能显示出来。我觉得只有在这个角度理解福柯，才会灵活地运用福柯思想，不能把福柯简单看成是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哲学家，应该看到他在历史研究中的启发作用。

当年梁启超写《新史学》的时候就提出了“塑造国民”的口号。梁启超的基本意思是说，原先中国人是没有国家概念的。国家在梁启超看来是一个可以进行政治动员的巨大符号。中国人原来只有家庭概念，没有国家的概念。家庭的空间太过狭小，只有让人们意识到“国家”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他的切身意义，才能真正获得新生。民国初年人们提倡新史学，提倡新教育，就是要使大家重新树立一个意识，敦促他们从家庭的范围里走出来，加入一个公共空间，通过某种动员形式，形成对国家的身份认同感。这是当年梁启超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这个思路后来果真通过广场运动的形式得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标志性的广场节日就是“五四”运动。

书籍介绍

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常识”这个话题展开。“常识”可分多种，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些观念会及时帮助人们处理面临的难题，这时“常识”就会有效主导行动方向。可是在历史观层面长期形成的某些刻板僵硬的看法，如果不经调适修正，也许会妨碍历史认知质量的提升，必须加以辨析。内容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检视四十年来中国史学从思想史、学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型期间需要反省的若干议题。第二部分讨论如何处理明清以来直到五四前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双重并存的复杂势态，着重辨析一些被忽略或误解的观念，尝试激活其中潜在的认知能量。第三部分是访谈记录，主要围绕着近些年自己出版的一系列论著答疑辩难。作者作为我国当代新史学领军人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此书就是相关的一个总结。